自20世纪起，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各类国际组织的迅速壮大，目前数量已接近万家。以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为例，其近八十年的运作历程充分展示了国际组织在促进国际协作、保障全球安定、推动共同进步、提升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福利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需要让更多的年轻一代加入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这不仅是一种积极融入国际治理格局的战略举措，同时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

国际组织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

现代国际组织理念起源于18至19世纪诸多思想家的著作，其中圣西门提出了设立“欧洲议会”的构想，本森主张创立“国际法庭”，康德则提倡“和平联盟”。在我国，康有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亦对古代“大同世界”的理念进行了阐述。国际组织构成了现代国际社会的核心要素，这类机构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及其政府、民众或民间团体，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通过一定的协议方式所设立。这些组织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府间的和非政府间的，同时还可以按照地域范围细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当前，众多国际经济组织在调节各国经济策略、推动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助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等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关键作用，对世界和平与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联合国或国际组织中履职，不仅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它还象征着国家的形象，承载着责任与使命，同时也有助于构建对本国有益的国际规则。正因为如此，众多国家竞相派遣代表加入国际组织，并争取将国际组织设立在本国境内，以此增强自身的影响力。

以印度为例，它凭借语言和人口的双重优势，已成为联合国活动中的活跃参与者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起，印度便投身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外交角色有所变化。在反殖民化、反对种族隔离、领导不结盟运动以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印度都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从联合国改革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从宝莱坞电影到板球世界杯，印度人在各种国际组织中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韩国《中央日报》的文章指出，一个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可以与三至四家跨国企业相媲美。自2012年起，韩国政府层面便开始制定吸引国际组织的政策，并借此良机，推动对外服务行业的发展，同时助力国内就业增长以及内需的扩大。2013年10月，韩国主导成立了一个名为世界选举机构协会的国际组织，该组织汇聚了全球120多个国家的参与。这一举措为韩国人才融入国际舞台搭建了桥梁，其中最为显赫的例子便是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中国在全球的声望日益攀升，现今，我国牵头设立的国际机构包括国际竹藤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可持续农业机械化中心、亚洲合作对话、金砖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中心以及国际调解院。目前，这十个国际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不仅促进了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而且推动了全球的发展进程。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雇员人数、职级与高额会费支出极不匹配

1971年10月25日，自我国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我国肩负着东方大国的责任，在联合国承担的职责日益加重。联合国，这个拥有193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庞大机构，需要众多正式及非正式的职员和志愿者，他们的国籍遍布全球各地。联合国秘书处拥有11500名工作人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9804人，世界卫生组织8351人，联合国难民署7948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则有7362人。美国政府对于其公民加入国际组织一事，始终抱有积极的支持态度。1964年，当时的总统林登·约翰逊发布了一项备忘录，其中提到“国际组织应当吸纳具备能力的美国人才，这对于国际组织以及美国的利益都是有益的。”2010年，美国国务院创设了“国际组织职业”专业网站，旨在为美国民众提供详尽的国际组织职位需求资讯。鉴于美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且长期保持经济强国地位，其年度会费高达6.93亿美元，这一数额占据了联合国总预算的22%，使其在各国中位列首位。到了2023年，联合国在美国的雇员数量达到了5670人，同样位居全球第一。联合国官方网站数据显示，在过去14年中，联合国聘用的中国籍员工人数实现了显著增长，该数字从2009年的794名上升至2023年的1647名，增长了107%，在全球员工总数中位列第17位。然而，近期美国方面提出，中国员工在联合国的数量过多，这影响了联合国的运作，此言论一出，立即在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联合国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对此作出回应：“我并非提出指控之人，数字自会说话。”他的这番话不仅揭露了美国指责的不合理性，还引发了人们对于国际组织内部各国员工比例与国家发言权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美国对中国员工数量提出质疑，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联合国在员工数量上的争议以及国际间的竞争，实际上这背后更多的是出于其自身的政治考量。近年来，我国在联合国的事务中地位日益提高。为了保住其主导地位，美国试图通过无端的指责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试图压制我国的崛起。

2021年12月24日，第76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2022年度的常规预算，总额达到约31.22亿美元。在这一预算中，中国分摊的联合国会费约为4.38亿美元，这一比例达到了15.25%，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而排名第三的国家是日本，其承担的会费为2.3亿美元，占总数的8.03%。

当前，我国在国际组织的员工数量与职位层级，与我国所缴纳的巨额会费并不相称，这致使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难以得到充分展现，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难以得到有效体现。肯尼亚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共有3660名，这一数字占联合国员工总数的6.33%，位居第三；而印度在联合国的员工数为2430人，占比4.20%，位列第九；相较之下，中国的占比仅为2.31%，无论是员工数量还是占比，都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处于最后的位置。这一现象反映出，尽管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攀升，但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度与影响力仍需进一步增强。

期待更多中国青年进入国际组织工作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治理的呼声日益强烈，国际组织所发挥的独特功能愈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重要性也在持续上升，成为调整国家间关系、促进国际关系进步的关键力量。为了在国际组织中获取更多职位和更具影响力的岗位，各国纷纷采取策略，旨在增加本国公民在组织中的代表性，从而对组织的工作产生更大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青年群体正逐步优化国际组织的人员构成，这一变化彰显了构建国际新秩序以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大力投身于国际治理，其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近年来在联合国文件中屡见不鲜。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第一个任期里，美国接连做出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人权理事会的决定。特朗普现已步入第二个任期，美国此举重新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同时未缴纳联合国会费，这一系列动作为众多中国青年提供了进入国际组织的机会，以及填补空缺的可能。这不仅反映了中国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决策，也显现了国际社会对新兴国家参与治理的迫切需求，更是中国致力于维持国际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长期基础工程。需着力培育当代大学生具备出色的表达能力，并拓宽他们的视野，然而，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需怀揣着投身于人类事业并为之贡献力量的决心与精神。

中国已是联合国第二大缴纳会费的国家，其经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这也使得国际组织愈发重视中国的参与。为此，在国家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的众多途径中，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基委）与各国际组织的合作实习计划，为众多中国青年开辟了一条便捷的途径。通过留基委的选拔，他们能够获得官方的推荐，从而直接进入国际组织的面试环节。同时，我们必须重视以下几点：首先，需强化战略人才的培育工作。尽管我国年轻人在国际组织中的占比有所提升，然而高层管理岗位的占比仍然较低，因此必须加强战略人才的培养，并创造有利条件，让更多的年轻人才得以进入决策核心；其次，要着力构建国际人才培养的优质平台。我国高校需加强与全球性机构的实习交流，国家层面上可增加“国际公务员”选拔的次数和人数，并激励有志青年前往发展中国家实习，以获取实际工作经验；此外，还需加强和提升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若美国回归国际组织，其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我国需提前做好准备，并进一步增强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力求在国际标准领域内获得话语权，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气候变化方面的行业标准。